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面向全球和面向未来的宜居城市”。其中，“面向全球”是空间维度，“面向未来”是时间维度。城市发展的本质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宜居。无论是全球城市还是其他定义范畴的城市，首先必须是宜居城市。

　　一、空间治理范式转型

　　城乡规划作为空间治理的公共政策，关乎到社会各方的合法权益，可以分为三种价值范式：精英的规划、民主的规划、公正的规划。

　　精英的规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技术权威论，城乡规划需要相当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必须由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技术精英主导；二是价值中立论，专业人士面向公共利益，保持价值中立，城乡规划并不偏向任何利益群体，代表全民利益；三是物质决定论，通过物质形态规划，能够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改良和经济增长。

　　民主的规划认为，城乡规划作为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涉及到社会各方的利益分配格局。既然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就要听取社会公众的看法，不是由少数人说了算。比如，老公房加装电梯，就要听各个楼层的居民意见。社会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城乡规划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寻求最大公约数，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我认为，公正的规划取代民主的规划，民主的规划取代精英的规划，不是迭代，而是叠加。城乡规划既需要社会精英的价值引导，又必须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也要兼顾不是多数而是少数的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各方都能够广泛参与和达成共识的包容性发展。因此，城市规划方案不仅是技术上最优，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可行。包容性发展就是三种价值观的叠合，关键是沟通协商和建构共识。

　　二、城市宜居水平提升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最核心资源。宜居城市的定量和非定量指标有很多，但关键是如何吸引人才。城市必须不断地提升宜居水平，才能吸引创新人才，从而应对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变化和挑战。上海要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一方面是链接区域网络，包括交通关联网络和经济关联网络；另一方面是塑造地域特质，即城市之间的差异。城市品质往往涉及“有形资产”，如交通网络、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等，而城市特质则是“无形资产”，特别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质。

　　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发表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提出网络社会的“新空间逻辑”，即“流通空间”和“场所空间”。“流通空间”指资本和信息等流通形成全球经济网络，而城市作为“场所空间”则是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或“核心”。这个概念很有启发，一种是传统的地方场所空间，还有一种是全球网络的流通空间。场所空间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流通空间的需求。比如，中国浙江的义乌和横店本身都没有什么资源，但它们不是靠城市内部的资源禀赋，而是靠城市外部的需求，根据流通空间的需求发展。因此，全球性流通空间越来越成为地方性场所空间发展的重要外部语境。

　　资本是流动的，城市空间是固定的。城市作为固定的“场所空间”要在流通空间里取得竞争力，需要抓住流通空间的资源，包括资本、企业、人才和游客等。宜居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既要链接全球网络（流通空间），又要塑造地方特质（场所空间），两者缺一不可。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作为上海2035的城市发展目标，上海要更好地发挥向外链接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包括向外链接全球网络的“东侧扇面”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西侧扇面”，并且可以再细分为几个圈层，包括综合交通枢纽、门户商务中心、特定政策区域（东翼的自贸区新片区和西翼的一体化示范区）。

　　上海也在塑造地域特质。国际经验表明，最有价值的消费需要面对面的“体验”，最有价值的知识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无论是面向全球还是面向未来，宜居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本质所在，城市建成环境特质应当充满“第三场所”作为“体验和交流的场所”。上海的滨水地带也许是最具标识性的“第三场所”。

　　三、应对未来结构变化

　　第一，应对经济结构变化。疫情前和疫情下，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的趋势。无论你承认与否，都必须适应这个趋势。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上海应当从塑造“门户城市”迈向“中心城市”，从关注“内向集聚度”迈向“外向辐射度”。

　　第二，应对社会结构变化。上海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中国超大城市。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中老龄人口（60岁及以上）占比高达35.2%，比2018年的34.4%提高了0.8个百分点。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体系（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市场养老），增加老龄服务设施、拓展老龄活动空间等。

　　第三，应对环境结构变化。极端天气带来的环境结构变化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长期公共利益。但要减缓极端气候很难，我们是否应当适应气候变化，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提高城市对于外界危险和变化的抵御吸收能力、适应恢复能力、转换学习能力。比如，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陆家嘴的滨水地带设置了很大的缓冲区，即使江水上涨，也只会淹掉缓冲区，而不会影响城市的正常功能。这就是韧性城市的生动写照。

　　专家点评：

　　德国联邦建筑、城市与空间规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安德烈·米勒

　　结构转型对中国和德国的城市、对两个文化圈都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在德国所做的，是尝试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尽量融合尽可能多的利益参与方。我认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相信中国包括上海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共同携手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唐子来参事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把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更好结合起来的很多有益尝试。德国是联邦制的国家，联邦在国家层面上会制定大的方向，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会有支持，但是不会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工作，市政府以及区政府会做自己的决策。比如，应对气候挑战，为了把各个参与方能够融合进来，德国在联邦层面有很多相关的计划和不同的方案。我们采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邀请各种专家参与。我们容忍犯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政府制定相关目标和框架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采用整体化统筹安排的方式，把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参与方整合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体化的。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德国很多城市在打造新城区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一个城市不可能永远是完美的，有很多区域肯定会有新情况。比如，在一条街道旁建造一个绿地，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有公共利益，也可能有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在打造城市新区时要考虑到各个层面的需求，包括住宅、休闲区、绿化区域、交通区域等。另一方面，我们中立地给参与方提供获得资助的建议。因为很多资助的资金来源于私人、国家层面或者是欧盟层面，我们会告诉相关的参与方如何申请、如何使用，给予一些建议，但是不会代劳。比如，大型企业和小私营业主所能申请的资金来源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提供、搭建了不同的交流平台，让政府、企业、雇主单位、劳动者等各个方面能够开展沟通交流，让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也有发言权。除此之外，德国经常采用的方式还有很多的规划竞赛和相关的招标项目，并提供资金作为奖金，通过竞赛奖励做得好的参与方。

　　我们也和上海一样，重点关注世界变化趋势，并努力使市政府支持的相关项目能够拥有更多的国际化的特征。如何将开放创新与保护现有的结构相互结合呢？对政府来说，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掌握新的能力，成为各个参与方的直接对话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