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宜居城市。城市必须具有哪些特质才能称得上宜居？如何才能保留或获得这些特质？政策和规划在此过程中应起到怎样的作用？
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决议通过了一份“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协议。这份协议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达成，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的目标11直接点明了今天大会的主题：建设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居住区。虽然该目标并没有提及“宜居”，但拥有这些特性的城市可以称得上“宜居”，或者至少“适合居住”。综观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无论其大小规模，都会在某些方面具备相应的特质或达到相关的要求，但只有极少数的城市能够真正满足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要求。
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11有特殊的地位。它有两个特点：第一，目标11和其他所有目标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要达到可持续城市的要求，必须要保证对城市的供应，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配置。比如，要保证食品安全，就必须达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目标2有关“可持续农业”的要求。在这个层面上，宜居城市和宜居农村是无法分割、相互依赖的。再比如，要保证城市供应还包括保证城市清洁水源的供应，那就是目标6的要求；保证公共基础设施，那是目标10的要求。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就愈发体现出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我们迫切需要建设抗风险能力高、功能性强的公共基础设施。对欧洲城市来说，其实这是个重建的概念。过去几十年，欧洲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逐渐私有化、商业化，并且数量大为减少。
第二，目标11是唯一一个既放眼全球，又关注地区和地方层面，并且特别注重地方层面执行的目标。只有当城市及其居民能够决定自身的命运时，城市和居住区才能获得并保持“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比如，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是个全球议题。所有的数据表明，现在采取相关措施其实已经有些晚了，我们必须紧急行动。今年夏天已经有很多现象表明了这一点，如美国西部火灾、多年冻土解冻、极地冰川加速融化等。但如何行动呢？这就需要地方层面，特别是各个城市的落实。城市是生产和消费的地方，是消耗资源最大、造成排放最大的地方，但同时也是能够直接采取措施、改善排放行为的地方。比如，很多城市开始转变交通出行方式，减少汽车排放，打造更好的公共交通体系，提供更多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等。虽然涉及很多方面的经济利益，抵制这些转变的呼声不绝于耳，市民消费和交通出行的习惯的改变也需要时间，但过去几年我们在公共政策、社会活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来追求改变。比如“星期五为了未来”环保运动，大大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荷兰乌特勒支建设了大型自行车停车场，哥本哈根建设了蛇型自行车道，柏林在疫情期间使用了快闪式自行车道等，都是致力于使人们减少汽车使用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足够，真正起作用也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这些公共空间、步行道、自行车道和原来的城市规划怎么有机结合，需要不断调整，但都体现了地方层面的行动和努力。
可持续城市的发展目标涵盖广泛且内容复杂，对城市发展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一是战略责任。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有长期发展的目标和理念，才能抵抗一些短期的利益冲突；二是区域责任。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城市本身发展的需要，还必须考虑区域发展的整体需要，与周边开展合作、整体发展；三是公民社会责任。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有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融汇各方意见，才能更充分地代表大众利益，实现城市一体化、多元化发展。
二、欧洲城市的发展经验
我认为，“宜居”和“可居住”城市两个概念之间是不同的，理解其中的差异对我们理解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一个仅仅提供基本所需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必须在“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之外提供更多的内涵。“宜居”和“可居住”两者的差异在于城市文化、历史底蕴和城市的独特性。这正是欧洲城市长期以来的发展理念。
传统欧洲城市的特征包括：混合用途、密集建造、具有文化气息且社会各阶层混居的住宅区，活跃的公共空间（包括向所有人开放、充满烟火气息、富有魅力的广场、街道和公园），完备的私人和公共基础设施。“紧凑、混合用途、社会多样性”是欧洲城市规划的传统理念。虽然现在讨论较多的是“智慧城市”，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智慧城市”更多着眼于挖掘数字化的技术潜力，为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比如，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住房紧缺、社会拥挤现象，过度旅游开发和交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城市土地、不动产价格、租金居高不下对城市规划提出的巨大挑战等。如何避免这些负面效应？几乎世界各个角落都存在功能单一、与周边环境隔绝的住宅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新建城区以及旧城改造时通过合理规划设计来加以解决。现有案例已经证明，我们有很好的规划解决方案，但无疑需要更高的规划和建设费用。
三、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发展策略
大家都在讨论，疫情是否改变了我们的城市发展策略和理念？紧凑型、高密度、社会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城市，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城市发展内涵？后疫情时代的宜居城市内涵应该是什么？
目前看来，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影响。比如，线上销售渠道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居家办公造成城市办公场地的需求量骤减，全球范围的城市旅游业遭遇寒冬，乡村地区的住宅、紧邻休闲空间的居住形式吸引力上升。这都对城市中心地区的活力和吸引力产生了威胁。
疫情还没有结束，目前还无法估量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中大家更多谈论的是团结与合作，尤其在“封城”情况下，大家更加注重团结互助。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议题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这样的合作心态呢？这是疫情给我们的启示。
专家点评：
市政府参事 王祥荣
约翰·耶森教授阐述了他对宜居城市的特点和功能的认识，从概念、内涵到案例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今天在世界城市化迅猛发展、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PREED（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综合失调症频现、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大格局带来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化、大影响的背景下，来讨论这个议题、开展学术交流、共商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世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背景。目前，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世界“超级城市”数量已从之前的14个增加到近30个，同时，人口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发展速度最快，住户人数占到世界城市人口的59%。《2016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指出，目前排名前600位的主要城市中居住着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对全球GDP的贡献高达60%。如不进行适当的规划和管理，迅速的城镇化会导致不平等、贫民窟和气候变化等社会问题的增长。到2045年，世界城镇人口预期将超过60亿。中国城市化现状水平目前为60%，2030年将达到71%，2050年将达到峰值，其中2025-2030年是我国步入城市化高阶发展的关键期。东部沿海地区将是城市化的聚焦点，在2025年左右迎来峰值。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郑州、武汉和西安组成的中原都市圈和成渝都市圈仍将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我国正在崛起“十大城镇群”，也正在积极培育30个城镇群，这是加快城镇化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抉择，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城市中会出现空间拥挤、绿地缺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我们需从全新的格局与整体视角出发推进宜居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联合国经社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John Wilmoth）指出，管理好城镇地区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发展挑战之一。他认为，“成功的城镇规划需要关注规模不同的城镇。如果得到恰当管理，城镇将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契机，扩大为数众多的人口获得基础服务的渠道，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因为为居住密集的城镇人口提供公共交通、住房、电力、水和卫生设施要比为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同等水平的服务更便宜，而且对环境的损害更小。”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将使得我们城市的住房、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就业、教育和医疗需求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与智慧管理尤为重要。
第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城市PREED（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失衡的双重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适应与减缓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采取的应对战略，中国和欧盟都是重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城市既是气候变化诱因中高碳排放的“源”，又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聚焦的“汇”；气候变化与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双重胁迫，环境污染、人口集中、发展失衡、资源消耗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生活品质下降等诸多城市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渴望回归自然、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发展，因此，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成为解决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之一，成为国际第四代城市的发展目标。
第三，宜居城市的结构、功能与规划建设路径。在联合国（MAB计划，1971）、联合国人居II宣言（1996）、莱比锡宪章——欧洲可持续发展城市（2007）、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城市目标（2015）的倡导下，全球愈来愈多的城市开展了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欧、美、日、澳、新及中国都有成功的实践和范例，中国开展宜居城市规划建设的地级市已超过300个。宜居城市应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环境和谐、宜居宜业的人类聚居地。其城镇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失业率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新技术占主导地位，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
宜居城市的规划应在PREED多维协调、生态耦合的前提下，从生态环境、生态产业与人居建设、生态文明与管理制度体系三大路径展开；协调生态环境要素、优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功能、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国际国内、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