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深厚的文明以及那推动文明永生的民族自强精神在时代的不断更迭中孕育、凝聚，沉淀至今，其中先秦、魏晋、汉唐、新中国等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也成为艺术领域永恒的书写对象。上海民族乐团委约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国乐咏中华》即立足于此，以民族乐器为历史叙事的媒介，在大历史的诉说中，乐器以及组合的变化也折射着中国器乐音乐从形态到审美的历时发展，同时彰显出“海派民乐”的独特品格。2024年国庆节，该作由姚申申执棒、于上海音乐厅再度上演，音乐结构与编制扩充后，强烈的戏剧张力更显大国气象，以献礼祖国七十五周年华诞。

　　乐器，历史叙事的媒介

　　历史过去，留下的民族乐器不仅具有时代声响标识，在作曲家、演奏家的塑造中，所具有的身份象征得以代言形象，成为历史叙事中最有效的一种媒介。

　　首章《大春秋》钟鼓喤喤，深沉的节奏音调与恢弘的音响庄重肃穆，引入礼乐的时代，中段同一音调衍变的旋律线条由弦乐、吹管乐等不同声部相互竞奏，在密集的鼓点烘托下，呈现百家争鸣的时代剪影，整体齐奏式为主的音乐织体与内敛、沉稳的声音形态，是春秋时期礼乐音声的想象再现。回溯魏晋时代，政治动荡、玄学兴起带动审美转向，其沉淀下来的自然山水美学观在后世的继承与发展中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而“竹林七贤”作为当中的风骨典范，也成为后世山水书写的意象源头。第二乐章《醉山水》中则以箜篌、箫、古筝、竽、大阮、中阮、打击乐指代当年的七位文人，各件乐器层层叠入如天籁和鸣，在箜篌持续的琶奏下，众乐器各抒已见，形似的音调相互交织，对应性的上下句不断重复，转调形成高潮推动，碰铃点缀、洒脱恣意的非乐音演奏等等似文人思想的碰撞，古筝独奏首尾呼应，悠扬清脆，诉说着无论“越名教而任自然”“好老庄而杂以儒术”还是“名教与自然合一”，不同思想的七位文人对于自然、自由的共同崇尚，在这有形的物质世界之外，遗俗而独往。第三乐章那浑厚悠扬、略带细微颤音的亚美尼亚管象薄暮的烟霭侵入心头，带来空间转移的错觉，伽倻琴、筚篥、萨塔尔、冬不拉、芦笙、藏胡、四弦琴、马头琴等不同国别、民族的乐器跨越地理自然的阻隔，交响、对话，如名《纳百川》，既彰显汉唐民族大融合的盛景，也折射中国对于民族融合、全球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永远的坚守。最后前四乐章的核心素材抽离汇聚于终章《归初心》，演奏员担纲的人声也成为民族管弦乐的一员，庞大的篇幅结构和恢弘的音响彰显大国风范。

　　当中第四乐章《天行健》最引人兴味，作曲家以协奏曲的形式呈现，但以流动的双主奏乐器-竹笛、胡琴、琵琶分别担纲不同的审美意象，极富史诗感的低音笛伴着低音提琴，深沉的吟唱似回忆辉煌历史中一些动荡不安、苍凉萧瑟的光阴，双胡琴如旋风般的快弓竞奏接续梆笛与曲笛的快速吐音竞奏，在相同的节奏速度下完成旋律的交接，在二胡、高胡前后段的竞奏中，小军鼓的加入形成强大的推动力，与中段舒展的音乐线条形成鲜明的对比，成功将双笛子呈现的谦谦君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者，弹拨乐声部低沉而带有动力性的节奏渲染着时代洪流的汹涌。双琵琶的华彩独白与柔板克制悲情，与奔腾宣泄的急板拉扯出激烈的戏剧冲突，“文”“武”语汇交织出的是化身革命者的君子那不屈不挠最终迎来曙光的精神意志。

　　无界，自由边界的开拓

　　相对于自发创作，委约作品如同命题作文，既定的音乐表演形式、风格、内容挑战着作曲家的功力。然而，对于《国乐咏中华》这一命题作品而言，作曲家王云飞与上海民族乐团的合作有如双剑合璧，在各自既有的边界开拓了新的表达空间。前者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其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中国节》《国之魂》《雄安》《春华秋实》《大潮》等多部作品入选“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扶持计划”，沉淀的经验也显现于当晚的作品，作曲家不仅以民族乐器为媒介大写历史人文，先秦以编钟为核心的宫廷雅乐、魏晋立意山水的文人音乐、唐朝融汇多部伎的燕乐、20世纪初叶依托南方丝竹乐和北方鼓吹乐建立而来的民族管弦乐以及五十年代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初现的民族器乐重奏、协奏，穿越历史，融于《国乐咏中华》中，借以重现历史辉煌的同时，乐器组合变化下形成章节间音色音响浓度的变化，也折射着古代音乐形态及其审美取向的变化，在现代语汇的重构下彰显当代民族器乐音乐新的一面。尤其在第四乐章协奏曲的写作中，以三组乐器轮流充当主奏的形式进行总体呈现，大胆突破以往为单一乐器协奏的书写，整体速度的徐疾、三组乐器音色的浓淡调配以及角色担当、意向呈现体现着作曲家不俗的把握。

　　跨越国界、民族，融汇多元乐器；穿越传统和当代，形成审美对冲；延伸舞台空间，与听众互动，构建沉浸式的演出场景；视听结合放大感官体验等等，上海民族乐团近年来在民乐呈现上的创新实践也融汇于作品中。第四乐章《天行健》中的人声呼喊、《归初心》中演奏家化声歌者，哼唱器乐旋律，此时人声也成了民族乐器的一员，尤其《纳百川》中，各族乐器的演奏家身着民族服饰在有限的时间里轮流独奏，呈现声形并置的活态乐器博物馆，其中杨瑜改革的彝族四弦琴，那清澈透亮的音色与带有彝族腔调的滑音散发着独特魅力、唢呐演奏家的持续音炫技、芦笙演奏家边奏边舞、带动听众融入，最后跳脱的爵士鼓独奏，让历史与当下交错，在音乐厅有限的空间鲜活了山河岁月。从《海上生民乐》视听结合打造的国风音乐现场、《冬日彩虹》的圆形声场到今天再度修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国乐咏中华》，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民族乐团将民乐置于世界的语境以及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中，从而不断打破民族器乐及其组合、演出形式的边界，在雅俗之间开拓了民乐新的表达空间，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苏州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等乐团的一种格调。如此审美取向其实也是上海城市品格、文化特性的凝聚。这座城市既有着吴越文化的深厚底蕴，自开埠百年来又不断融入源于欧美的文化，形成了既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是以流淌在其身上的血液本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或许也是上海民族乐团“民族音乐当代气质国际表达”理念与实践之源。

　　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以及传统，如何抵达当代并走向世界？是新时代的一大命题，是海派文化内在的意旨、上海民族乐团一以贯之的实践立足点，更是当代中国作曲家们不断努力探索的一个方向。上海民族乐团以民族管弦乐《国乐咏中华》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赋予定义，而无界则是思维的开拓和能力的创造，”对于中国民乐而言，在创作边界不断打破和缝合的过程中，最终让我们抵达无界的是，古代、民间以及20世纪以来民间向专业化转型后留存的大量音乐积累以及华夏民族根性之美学观念的营养供给。历史深处，回响的是文化的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