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安排，即7.0版行动方案今天公布。在过去的6年中，上海每年都在岁末年初召开全市营商环境大会、出台一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从1.0版到6.0版，共实施了951项任务举措。

　　自2018年1.0版公布以来，上海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从2018年的第78位上升到2020年（最新评比年份）的第31位，上海是评估权重占55%的中国样本城市。截至2023年底，全市企业总数达289.2万户，相当于每10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小老板，密度居全国第一。

　　当这项方案做到第7年，任务完成了近千项，还能再突破些什么？诚然，国际排名在上升、企业数量在增长，但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些指标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最终归宿。营商环境是各类主体经营、投资的环境，利益最相关、最有发言权的是经营主体，特别是其中的企业。企业的感受是第一感受。他们还有什么痛点？还有哪些诉求？

　　营商环境要让企业感受到，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7.0版需要破解的难题不少，政策制定者自身需要改变的也不少。

　　减少企业感受和政策之间“温差”

　　“企业感受和政府政策之间是有‘温差’的。”从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7年多，上海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建设处处长卢爱国不避讳现实问题。去年，他参加了一场媒体组织的政企面对面沟通后发现，对很多政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很不对称。他说：“比如企业提到一些问题，政府已有所考虑，甚至已经做了好几年，可是企业还是不太清楚。”

　　为了减少这种“温差”，制定7.0版行动方案之初，政府部门就确定了“开门办营商”的思路。卢爱国和同事们跑了多个商会、协会，并通过网上渠道或发函征集意见。市发改委还联合媒体智库调研了30家民企、外企，收集到35个问题和49条建议。这些从企业获得的一手意见有不少被优化营商环境7.0版吸收。

　　注重企业感受，可以从7.0版的诸多细节中看出。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是条目少了——从6.0版的208项减少到7.0版的150项。条目减少的背后是全新的“用户意识”，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文件重在“对外”，也就是面向社会和经营主体，立足于社会看得懂、企业有感受，因而只纳入社会和企业各界关心的任务事项，政府部门内部的工作则不纳入。内部工作不公开不等于不做。在优化营商环境7.0版对外发布的同时，政府内部还印发了两个附件：一是各部门的责任分工表，二是各区营商环境经验做法复制推广清单。这些内部工作因与企业和社会关联较弱而没有纳入7.0版公开文件。

　　比新东西更重要的是“延续性”

　　当人们拿到一份文件，最关心它有什么新东西。而从政策制定者角度看，新东西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或者说他们工作的主基调，却是听起来不那么激动人心的“延续性”。

　　就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来说，从1.0版到7.0版，面向的都是企业。企业关心的多是那些长期存在却一直未得到完满解决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文件就是要通过逐年升级，持续把工作做实，推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卢爱国说：“企业天天遇到的高频事项，我们要不停地抓落实、抓效率，这是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内容。”比如每家企业都会遇到的监管问题，如何做到更科学、透明、高效？这是一个老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每一版行动方案都在争取做得更完善一点。

　　政策的延续性还在于让已有的政策找得到、读得懂、用得顺。过去有些文件，政府发布了、新闻刊登了、官方解读了，也就结束了。这些政策服务的对象——企业有需求时，却不知去哪里找，找到或许也读不懂，即使读懂了，使用时又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而被迫放弃。针对这些问题，7.0版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在“企业服务提升行动”中提出“鼓励运用企业视角和市场话语体系开展政策解读”“切实提升高频政策申报便利”“赋能园区成为服务企业的贴心‘店小二’”等内容。上海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建设处副处长孔媛说：“直接服务企业的大多是园区（楼宇）一线工作人员，所以这次我们专门在优化营商环境7.0版中写入要给园区赋能，把这个层级做强，其实就是要上下贯通、联动起来，一起去服务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速度之外，还有更多要“卷”的维度

　　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延续性，不意味着忽视创新，哪怕是解决老问题，也需要创新方式，这一切都是要从企业感受出发。

　　比如，早年优化营商环境的一大重点是办事速度。多年以后，当速度不再是瓶颈，有没有必要再“卷”下去，还是应该在别的环节上有所创新？据世界银行评估，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登记财产等评价地方服务效果的指标中，到2020年，上海办事环节平均压缩了41%，办事时间平均压缩了59%，执行合同、获得电力等部分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现在办事已经比较高效，进一步压缩时间的边际效用将会很小。所以我们要从其他维度去优化营商环境。”卢爱国说。

　　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认为，接下来，市场准入就是这样一个需要大力优化的维度。他说：“世界银行原来的营商环境标准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企业设立。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新的评价标准里，更强调市场准入，也就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给国企什么待遇，就要给外企、民企什么待遇。比如地价、银行贷款利率，对国企、民企、外企要一视同仁。这是一个难的问题。”

　　2021年世界银行终止了运行近20年的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目Doing Business，并于2023年启动了新项目Business Ready（B-READY），新的评估标准更新了诸多内容。例如监管，从过去强调更少监管过渡到有效监管。王思政说：“有效监管特别强调法律落地。光有政策没用，还要落到细处。而我们当前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些政策缺少细则，没有办法真正实施。”

　　有效监管既是世界银行新标准的要求，也是企业普遍的诉求。不少企业反映，有关部门来检查，也不知道查了什么，有没有查出问题；还有些企业反映，不同监管部门说的不一样，觉得无所适从。

　　“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下一步，政府需要在企业合规经营方面给予更多指导，让企业知道怎么做才是合规的，政府监管、检查的重点是什么。这是一种提升企业获得感的增值服务。”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改革创新研究所所长王果说。

　　“开放”是更高维的营商环境

　　当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进行到第7年，当微观层面的举措都已有序推进，各方都把目光投向更深层、更宏观的环境。

　　王思政认为，对上海来说，最大的营商环境就是新一轮的开放。他说：“不管是浦东综改新政还是自贸区80条，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背后就是大的营商环境。比如服务贸易、数字领域的开放和市场准入，怎样给外资以国民待遇？这些都非常难。”王果说：“接下来，制度型开放能不能做到位，是评判新一阶段营商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

　　此外，还有如何营造全社会的营商环境问题。营商环境不只是一两个部门的事情，它和方方面面都相关，是一个系统工程，所谓“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王思政以思想文化领域为例，这个领域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文件中并未涉及，但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无疑能带来更好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到最后其实就是政府要刀刃向内，只有革自己的命，才能给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王果说。